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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史】亲历:奥斯维辛没有新闻

2019/10/10 3:12:33

【文史】亲历:奥斯维辛没有新闻

克拉科夫是波兰最热门的旅游城市。直到1596年,这里还是波兰皇室所在地,到处是中世纪的古旧建筑和美丽街道。我到达的时候正下着毛毛细雨,街角的青苔散发出茵茵的潮气,浅浅的积水映射出商店的霓虹。这小城规模远逊华沙,又因未遭二战破坏而面貌完好,是真正的古都。

 

卡奇米日的郊区,坐落着辛德勒的工厂,现已改建成博物馆。因为《辛德勒的名单》,这个拯救犹太人的英雄广为人知。前往工厂的路并不好找,需要穿过废弃的工业区,来的游客也寥寥无几,很多人并不知道辛德勒的工厂真实存在,并且就在克拉科夫市郊。博物馆的外墙上刻着那句经典的话:“救一条命,等于救全世界。”

 

从工厂回克拉科夫的路上,会经过“无名英雄广场”。空荡荡的广场,摆放着几十把钢制的靠背椅,用以纪念那些抗击纳粹、英勇牺牲的凡人。对我而言,关于纳粹和犹太人的历史课才刚刚开了个头,因为第二天,我就将去往离此地54公里的一座遗址,那是全世界都不会忘记的地方——奥斯维辛。

 

“奥斯维辛没有新闻”

 

这是波兰、犹太人乃至整个世界都难以触碰的刀口,至今伤疤未愈,也不可能痊愈。去往奥斯维辛前夜,宿舍里同屋的利物浦老头,特意给我在小本子上写下“Oswiecim”和“Auschwitz”,叮嘱我前者是波兰原名、后者是纳粹改过来的名字,在和波兰人交往时,最好还是以波兰称呼提起,免得当地人不快。

 

早晨六点多,我就睡不着了,和天气预报说的一样,这是个再阴沉不过的天气,去奥斯维辛再合适不过。到了克拉科夫长途汽车站,买好一张去往奥斯维辛的票,和满车游客半睡半醒地穿过波兰雾蒙蒙的原野。田间村庄若隐若现,不知不觉又下起了小雨,人们穿上了大衣。

 

如果早一点到达奥斯维辛,是可以不用跟团参观的,否则散客必须拼团由导游带领进入。这里有来自全世界的游客:美国的、澳大利亚的,许多带着困惑和难以理解的神情;中国的,大多脸上写着四个字:“感同身受”;欧洲的更不必说,他们中的年迈者不少经历过那场毁灭世界的大战。


游客最多、组织最周密的,是犹太人。一天下来,碰见的犹太人上百。许多是稚嫩的孩子,年轻的以色列学生,成群结队远道而来,身上裹着以色列国旗,带着花圈、花束、烛火,在废墟前听向导讲先人的故事。不知道是谁说过,犹太人是最不善于忘记的民族,奥斯维辛大概是他们这辈子都必须一看的地方。

 

“在奥斯维辛,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。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,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:在访问这里之后,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,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。”那天离开时在访客簿上留言的一刻,我脑子里浮现出罗森塔尔曾获普利策奖的这篇新闻报道。

 

这里并不是个适合发挥幽默感的地方,人们小心翼翼地低声交谈,甚至连玩笑都不敢乱开。只有那些历史上未曾亲身经历过被驱赶和被屠戮的民族,他们的脸上才有些笑容,比如向来开朗阳光的美国人。但当两个孩子在比克瑙集中营的草地上不知为何放声大笑,还是有不相识的中年人恶狠狠地呵斥:“给点起码的尊重,孩子!”

 

毒气室和焚尸炉

 

我很难想象,在一个晴朗、微风、蓝天白云的日子来到奥斯维辛是什么感受。也许我会觉得,那样的好天气并不适合这个地方,只有阴天和细雨才配得上昔日人间地狱。那些红砖砌成的营房整齐地在雨中站队,如今它们空空如也,只陈列着当年的照片和遗物。推开一扇门,楼道、门楣都和70年前一样。

 

“死亡工厂”的得名,来自于在奥斯维辛杀害的人数。1000多座纳粹集中营里,这里夺去了约110万人的生命,但这个数字迄今仍有争议,也许更多。1940年,在党卫军领袖海因里希•希姆莱的指示下,鲁道夫•胡斯作为集中营长官开始修建这里,后来因为关押人数日多,在奥斯维辛附近又修建了比克瑙和莫洛维茨等集中营。

 

奥斯维辛本身并不大,28幢二层小楼,占地6公顷。犯人到达后,先由纳粹的医生进行甄别分类,有劳动能力或专业技能的,可能存活下来,像那些体弱多病、没有价值的,直接送往刑场或是毒气室,更有甚者,被作为医学人体试验的对象。所有的财物都被剥夺,成为纳粹的战争资源。

 

在集中营的一角,矗立着一座保存完好的毒气室。旁边是一个绞刑架,二战结束后,鲁道夫•胡斯被绞死在这里。毒气室的入口很狭窄,必须按照秩序排队进出,个子高的人甚至有可能摸到房顶,但里面很开阔,不仅有毒气室,还有焚尸炉,两根坚实的烟囱伸向天空,它们曾经吞下尸骨,吐出滚滚浓烟。

 

犹太人在这里遭到了最悲惨的对待。尽管集中营里关过吉普赛人、战俘、知识分子、反抗组织成员、反社会分子、同性恋,但犹太人是其中最低等的。纳粹甚至鼓励囚犯们歧视和欺辱犹太人,反犹主义在牢房里和高墙外一样盛行。根据幸存者古特曼回忆,犹太人被看成是“贱民”,“甚至那些不反对犹太人的人,以及反对集中营里充斥的仇恨的人,也视犹太人为被遗弃的可耻的生物”。

 

这里要说说“犹太特别分队”。这些犹太人在被杀害和被替换前,必须帮助党卫军安抚进入毒气室的人,之后拖出尸体、掠夺钱财、焚烧残留物、丢弃骨灰、把遗物分类送到纳粹手里。胡斯后来写道:“我从来看不到这些助理向即将被毒死的人泄漏消息的迹象,相反,助理们竭尽全力欺骗他们。”是因为不忍吗?

 

“只有受害人才有资格宽恕”

 

我拐进了一幢无人参观的小楼,门关着,但没锁。这里静静躺着一个展览:1939年到1945年间波兰抵抗运动。西有纳粹,东有苏俄,这两个强大的邻邦都有着“悠久”的反犹传统。1939年,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,战争爆发后一起瓜分了波兰。墙上有张照片,苏德士兵会师后友好地给对方点烟。

 

角落的长桌子上,放着十几本极厚的花名册,上面登记着奥斯维辛部分被害人的姓名、死亡时间、国籍、囚犯编号。绕过拐角,我被眼前的场景震慑:一个几十平米的大厅,以铁丝网围成,里面竖起了数十个一人高的支架,套着当年的条纹囚服,猛一看,似乎回到了犯人们列队等待被屠戮的那一刻。

 

“工作使人自由。”当囚犯们被押进四周都是高压电网的集中营时,是否真有人相信入口处的这句“名言”?以证物见长的奥斯维辛博物馆,最强烈的感情冲击都在存放遗物的那几幢小楼里,游客络绎不绝。一楼是原封不动的囚室,人们大多只看个稀奇,上到二楼之后,许多人才眼含热泪。

 

整整一面墙的玻璃窗,大约二十米宽,窗子背后是深达十余米的房间——这样的房间有三四个,里面都堆成了小山,是的,那都是死者的遗物。不放想象一下,堆成山的鞋子、皮箱、化妆品的瓶瓶罐罐,甚至是眼镜、拐杖,最令人震惊的,是头发。有的是黑色,有的是金色或红色,几吨重的头发。

 

在这样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历史面前,我只有更深地沉默。用毕生精力追捕战犯的“纳粹猎手”西蒙•维森塔尔曾经写过一本书叫《向日葵》,在书里,一个年轻的纳粹士兵向他忏悔,他以沉默回应。“忘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,而宽恕却是受意愿支配的行动问题。只有受害人本人才有资格给予宽恕。”

 

我仿佛更加明白了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和无法原谅。当犹太裔的女人们被杀戮时,甚至她们的丝袜都要在行刑前被剥下来用作战略物资。犯人在临死前都被脱光,是因为还要把衣服留给新来的囚犯。人体的油脂被做成肥皂、尸体烧完后被当作肥料……纳粹以最残酷的剥削和灭绝方式,来贯彻对一个种族的灭绝。

 

也难怪犹太导演克劳德•兰兹曼严厉批评《辛德勒的名单》。他始终认为,把奥斯维辛表现为好莱坞式的商业奇观,招致了窥淫癖和幸灾乐祸。另一方面,他同样严厉地要求自己不去“虚构”和“再现”,尽其所能地奔走采访,拍出了长达九小时的纪录片《浩劫》,作为纳粹罪行无懈可击的证词。

 

维森塔尔的一生,接触过许多纳粹战犯。许多人都极力否认对他们的指控,表现得毫无悔改之意。不少人甚至只对一件事感到后悔——让这些证人们活着,还能站出来揭露真相。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病态,而是狂热的种族主义者,如果犹太被灭族,他们还会转向下一个对象。最重要的是:在穿上军服以前,他们也是凡人,皈依宗教,相信善恶有报。

 

记忆像铁轨一样长

 

德意志民族普遍被认为对哲学和文学有着超凡天赋,却自愿投入非理性的战争狂热。集中营甚至为刽子手们准备了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,除了女犯人组成的管弦乐队以外,有时还上演歌剧。奥斯维辛从整体规划到边角细节,也修建得规整有序、科学严谨,杀人工具和效率更是达到了技术上的巅峰。

 

这种将杀人发展成流水线的“追求”,在比克瑙集中营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。奥斯维辛被称作“集中营”,比克瑙则干脆直接被称作“灭绝营”,因为大规模屠杀大多数时间在这里进行。从奥斯维辛坐穿梭巴士,只需10分钟便抵达比克瑙的正门,它的瞭望台和铁轨,正是电影里关于集中营最熟悉的场景。

 

长长的铁轨伸向远处的站台,犹太人被送到这里时,首先要前往站台接受挑选。附近就是两处毒气室旧址,已经完全崩塌,变为废墟。旁立黑色石碑,上书:“纪念那些死于纳粹屠杀的男人、女人和孩子们,这里长眠着他们的骨灰,愿他们的灵魂安息。”再往荒野里走一点,是后人修建的纪念碑群,摆满了游客们留下的鲜花、蜡烛。

 

铁轨两旁是整齐排列在田野里的木排房,最早有300座,构成了占地175公顷的比克瑙主体部分。在德国战败后,为了不让苏联人找到大屠杀的各种罪证,党卫军把大部分营房烧毁,其中包括多座焚尸炉。由于烟囱是砖制无法被烧毁,今天游客在比克瑙看到的景象,是广袤原野中许多光杆烟囱的阵列。

 

残留的营房都非常大,如厂房车间,单薄的木板挡不住冬天的风雪。牢房中间安装了一条暖气管,两边是三层的床铺,本来塞下五人的空间到后期塞下了十人。有两间牢房被改造成男女厕所,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劳动时间里,犯人只有两次固定的上厕所时间,每次有约500人同时使用,毫无隐私可言。

 

比克瑙地广人稀,更加安静。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营房里,光线十分昏暗,我看到床板上放着一支干枯的康乃馨。看着窗外细雨纷飞的田野,我只能暗自臆想那无数个不眠之夜,无辜的弱者是如何失眠着倒数、如何痛苦地呻吟、如何绝望地盼望。今天是如此平静,而穿越历史的风尘,我仿佛看见无数犹太人在等待未知的命运。

 

“想要了解战争年代,人们当然可以选择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,但那只是个纪念馆而已。而在这里,惨绝人寰的杀戮真实地发生过,这里是冤魂们的无名公墓,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。这里,才是真正的大屠杀纪念馆。”奥斯维辛的幸存者、如今已年过90的瓦拉迪斯拉夫•巴托泽乌斯基如是说。